爱君笔底有烟霞
曾见有人细述读汪曾祺的心情——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：长官不待见我之时，读两页汪曾祺，便感到待见不待见有屁用；辣妻欺我之时，读两页汪曾祺，便心地释然，任性由她。
仅此两句，已觉莞尔。
大凡喜爱汪曾祺文字的人，都会被这个可爱的小老头看似淡然，实则醇厚至极的文字所感动。就像白米饭或者白开水，表面上淡而无味，实则过尽千帆，尝尽百味之后，才发现，它才是至味。汪曾祺的文字就是这样，乍看浅白如闲话，一个字一个字拆开，无甚稀奇，可是，一旦这些文字组合起来，你就像看到了高天上流云，干净、流畅，没有一字能割舍。
几年前，我读汪曾祺的书，但读一些后放下了，当时轻薄地觉得他的语言太过通俗，不是我欲学习的对象，我喜欢的是那种捭阖纵横、气吞山河的磅礴文字意象。当时还轻飘地说，这样的文字我都能写出来呀！如今想来，觉面红耳赤，年少真的是不知地厚天高。
须知宴席易做，青菜难炒，要把小小的青菜炒成至味，更是难上加难。他的文字，在于意象，在于氛围，在于韵味。寻常物事，他能写出文气鲜灵，使你思绪不得不跟着他质质朴朴的文字跳荡游移，却有一种不滑、不浮、不矫，抵达心底的熨贴。
《寄意故乡》大体可算作一本回忆往事的书。汪老在他花甲之年，带我们胜似闲庭信步地逡巡于他的故乡——高邮小城。他的家、他的家人、他童年的花园、那些已作古的故人、故乡的四季、故乡的吃食……琐琐屑屑，细细说来，民俗风物、市井趣闻，如闻隔江琵琶，泠然有声。
他写父亲。父亲聪明过人，手很巧，而且总是活得很有兴致，乐器、书画、刻章，样样能来，父亲做出的荷花灯和蜈蚣风筝，十里八乡找不到更精巧的。父亲给人看眼病很有一手，但从来不收钱。写父亲对自己的爱，也是淡淡的来，淡淡的去。说他去江阴投考中学那年，与父亲住在一个客栈里，臭虫很多。父亲点起一支蜡烛，见到臭虫，就用蜡烛油滴在臭虫身上。他美美睡了一觉，第二天醒来，看见席子上有好多蜡烛油点子，父亲为了不让臭虫打扰儿子睡觉，举着蜡烛，一夜未睡。末了，也只是淡淡地说，“我很想念我的父亲，现在还常常梦见他，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，不知道怎么会掺合进来了。”
似乎是淡淡的感情，不是那种浓烈到令人窒息的大悲大恸，却让人在这淡淡的几句话里不禁动容。就像归有光《项脊轩志》的结尾：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”淡淡十来个字，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古文极有名的结尾，只因这短短十来个字里所包含的凄恻，悠然不尽。
他写儿时的花园。巴根草、臭芝麻、蟋蟀、螳螂、蜻蜓、土蜂、哑巴知了、天牛、含羞草，他用大白描的手法全景式地展现了一个小花园在孩子心里的乐趣。于是我们跟着他捉知了，就算捉到了哑巴知了也不扫兴啊，用马齿苋的花瓣套起哑巴知了的眼睛，马齿苋的花瓣像个小口袋，仿佛天生就是套哑巴知了眼睛的。一放手，哑巴知了呼飞起来，不偏不倚不转弯。好玩。还跟着他把地上的土蜂窠堵起来，在旁边给土蜂再掘一个，土蜂回来找不到家了，撅着屁股找啊找，好容易找到新家，进去，发现不对，又出来在附近大找一气。没找到，土蜂它老先生生气了，坐在门口吹吹风。也好玩。
没有成人的口吻，完全是一个顽皮孩童的自然口气，隔了六十多年光阴，这口气依然像一条清亮质朴的小溪，淌在作家的笔底，淌在阅读者的眼里、心里，空灵、自然而舒服。
最喜欢的，莫过于“故乡食事”一章。蚬子、螺蛳、荠菜、咸蛋、臭豆腐、乳腐肉、芋泥肉、霉干菜，手抓羊肉……有一晚我不知深浅，读了这一章，本来不饿的肚子竟饿得前心贴后心，恨不得把脑袋伸进冰箱搜罗吃的，真是想霉干菜烧肉呀，可这夜半三更，上哪儿找去？这个好吃的小老头，为什么要写得这样满口噙香呢，害得我一夜没睡好。
他写臭豆腐，说有一次在长沙，想尝尝毛主席老人家在火宫殿吃过的臭豆腐，据说火宫殿的臭豆腐奇臭无比，就循味跟踪，忽觉臭味渐浓，几个人格外兴奋，快了，快到了，闻到了臭味了嘛！
谁知，到了眼前一看，是一个公共厕所！
我差点笑翻。
他写山东人爱吃生葱，说有一个笑话，婆媳吵嘴，儿媳跳了井，儿子回来，婆婆哭哭啼啼说，可了不得啦，你媳妇跳井啦！儿子说，不咋！拿了一根葱在井口逛了几下，媳妇就上来了。
这个可爱的小老头！他把寻寻常常的吃食，用寻寻常常的字眼，用寻寻常常的口气，把吃的感受、氛围、来历说得兴味盎然。信手拈来的小苋菜、小辣椒、小螺蛳都写得生意满眼，把世俗的口腹之欲与高雅的文字奇妙地融合，让人看了就觉着香，觉着饿，觉着那印着字的纸都是香的，能吃的。
读过汪曾祺的人大多有这样的感觉，他的语言很怪，拆开来看看没什么呀，就是一个个没有雕饰的汉字，可是将这些汉字放在一起，再品咂，奇怪，就会滋味悠长。就像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，说他的字一个一个单看，并不觉得美，但是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，顾盼有情，痛痒相关，是一种整体美。汪曾祺的字也就像长在一起的树枝一样，枝干之间，汁液流转，一枝动，百枝摇。
汪曾祺是典型的“大器晚成”型作家，直到60岁之后才为人所瞩目，他一生三百万字的作品九成是写于六十岁之后。其实，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已经以小说才华在文坛崭露头角。
上世纪30年代末，19岁的汪曾祺怀揣文学梦，为了追随沈从文而千里迢迢赴云南考入西南联大，然而，后来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风云变幻，让他清醒地意识到，他擅长的笔法和熟悉的生活没有用武之地。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整个创作生态环境宽松而解放，他才在春风频送暖，老树发新芽的激动感叹中，开始自己新一轮旺盛的创作生命。
鸟多闲暇，花随四时，仿佛这就是汪曾祺和他的文字留给人们的印象。他自己也说，随遇而安，这是“我与我周旋的结果”，自己哄自己玩儿。这样的话里，细细品味，你会发现，有辛酸在里面。
四十年代崭露才华，之后整整寂处一隅四十余载，幼时生母早亡，青年遭逢国难，挨饿于西南联大，中年划为右派，受辱遭凌。然而他生性谦和淡泊，对什么事都看得很开，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北方边地，边地风沙漫卷，远离家人故友，独自在荒凉绝塞。这种情况如果放在情志压抑些的人身上，不知会做何举动，可是汪曾祺却“想办法找点乐子”，画马铃薯图谱，画完就烤烤吃了填肚皮，他还半调侃地说，我当了一回右派，真是三生有幸，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。
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汪曾祺独抒性灵的文字，淡淡地絮絮着人的一生。无论是大开大阖，大起大落，在他的笔底，都如山野闲花，寒潭秋水，就那么淡淡地、小小地氤氲着理性、睿智和从容的烟霞。
分一节指骨让父辈抚摸
文/纳兰泽芸
当我看完阎连科的《我与父辈》时，窗帘外刚刚露出一点曙色。我将书放在被子上，抚摩着硬壳书皮，望着封面上被床头灯照亮的“我与父辈”四个字——深深宽广的黑土地，“父辈”都已在地下，“我”已有一半进入地下，还有一半留连在人世间——也许，以这种苍凉的方式安排这四个字，正表达了作者阎连科内心深处那种怆然的心绪。
正如阎连科自己所说：这本书我希望我的晚辈看，也希望我的同代人看。看完之后会觉得，如果你和你的孩子有距离，这个距离是可以缩小的；如果没有距离，这个爱是可以加大的。
阎连科称这本书是他所有作品中“情感的钻石”。写作过程中，记不清有多少次边写边泪流满面，泪水模糊了眼睛没办法看清字，跑到洗手间里用毛巾擦把脸再接着写。我知道阎连科是为数极少的仍用纸笔而不是用电脑写作的作家。他说并不是他思想古板或者不跟上时代，而是自己的打字速度实在太慢太慢，往往跟不上思维的节奏，使他干脆放弃了电脑，仍旧一笔一划地写作。因为长期伏案写作使他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，只能将稿纸夹在竖起的木板上写，因为一低头就头痛。
阎连科是朴实的，正像他朴实乃至土气的脸庞，他朴实地说，本来这本书是写给自己家族的80后孩子的，但他希望所有的80后及90后孩子也能够看看，现在的孩子不能不知道他们的父辈甚至是祖辈如何走过来的，不应漠不关心父母曾经的生活和经历，希望他们读后能重审亲情，拷问自己对父母索取了什么，付出了什么，又承担了什么。
我不管别人怎样评价这部由阎连科一笔一划写出的13万字散文，但于我的影响就是，将女儿收拾好准备送她上幼儿园前，我分别给父母打了个电话。打完电话，鼻子酸酸的。还是阎连科说得好啊，敬孝得趁早，不要等到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时候，承受那种噬心的追悔与歉疚。而这种追悔与歉疚，将永世无法弥补。
阎连科正是在这种噬心的追悔与歉疚中，用一枝笔让自己返归本心，与灵魂素心相对。他放弃了一切写作技巧，以一种质朴至稍嫌寡淡的叙述方式，将一段一段朴实的文字缓缓铺陈开去。有时候读至某处我甚至想，这真是那个写出华丽奇谲《丁庄梦》、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受活》的阎连科的作品吗？
开卷之初，直至结页收笔，13万字的作品，像是流淌着的一条溪水，这条溪水里融汇了忏悔、温情、感动、伤怀、思念，和一种袒露内心的真实。不事雕琢，却触动人心。
父亲、大伯、四叔，这三个已经故去的父辈面容，在作者的记忆和怀念之中重新鲜活起来。他们都是生活在中原土地上的普通农民，有着中国农民所有的品德，勤劳、朴实、坚韧，忍辱负重，为了生存，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沉默里，用日日月月年年的劳作收获微薄的希望。
父亲。
阎连科的父亲因哮喘病已离开他二十五年了。二十五个春秋，是漫长的一河岁月，可是阎连科对于父亲的回忆，任凭多少岁月之水也无法冲刷。
他记得当父亲知道自己得了哮喘病那天起，父亲就用尽全力想完成此生最大最庄严的职责——给儿子盖几间房子，让他们能有尊严地娶上一门亲，给女儿备一份嫁妆，让她们体面一点嫁出去。为了去山上拉做地基的石头，父亲破冰过河肩扛背驮，身上挂满冰凌，哮喘引起呼吸困难，脸都憋得青紫。
他记得长年患股骨头坏死瘫在床上的大姐，她那痛楚的哭声笼罩在院子里，也遮蔽得父亲的心上冬不见光，夏不见风，变卖了家中所有能卖钱的东西医治也等于零。做手术买不起血浆，父亲带着孩子们一起抽血输给大姐。
他记得自己为了逃离土地的自私想法而固执地去当兵，没多久中越自卫反击战爆发，父亲在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里旧病复发，而且愈发严重。这次复发是直接导致他六年后病逝的直接原因。
他记得在父亲病重的日子，因为久病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，他脑子里竟然冒出“只要父亲在世，家里就不会有好日子过”这种令人震惊的念头。而父亲临终前想看一场十块钱的《少林寺》电影，他却没能满足父亲的最后心愿，而那时，他的口袋正有着十七元钱。
阎连科在“清欠”一节里，狠狠地扇着自己灵魂的耳光——“从不花十元钱去为父亲包一场电影，到一味地要逃离土地当兵，因此改变父亲命运的执拗行为，再到敢于在父亲病重时产生恶念的内心，我到底算一个儿子吗？！”
大伯。
大伯也是一个受尽磨难的中原农民，但是，在阎连科的记忆里，大伯是个卑微但堪称“伟大”的人。三年自然灾害，饿死的人成千上万，可是大伯带着一家十口人硬是平安熬过了那极度饥饿的年月。
为了给一个接一个长大的儿子盖房讨亲，大伯带着全家人趟过齐腰深的结冰河水，将沉重的石头从河那边的山上扛过来。三间瓦屋拼死拼活地盖起来了，大伯对子女们说，房子盖起来了，债也欠下了。人在这个世界上，什么都可以欠，唯独不能欠人家的债，从明天起，一家人都去山上拉石头卖，尽快还上欠债。
80年代初，大伯家的老五铁成当兵去了新疆，没想到半个月后年仅十八岁的他就在军营寻了短见。在经过痛苦的思量之后，大伯放弃了追究，他说，那些班长和排长，也都是农村参军去挣点前程的，也是家里无能耐，才不得不当兵到新疆那地方啊。铁成不在了，就别再毁那些人的前程了。
以世俗的眼光看，大伯是个卑如蝼蚁的农民，可是他可贵的尊严和善良之心，那些“天生尊贵”的人又有几人拥有？
为亲者讳，这是一般记叙已逝之人的常情，但阎连科却用坦诚的笔触道出了大伯的好赌，甚至赌掉了一家人辛辛苦苦攒起来的盖房钱，悔恨交加的大伯数次寻短见。有瑕有瑜，这才是真实的人生。
四叔。
是一个大半生“一头沉”的人。其实也就是如今铺天盖地的“农民工”。妻儿在农村，自己在河南新乡的一家水泥厂里做着又脏又累的一份差事，农忙时节要赶回农村收麦抢谷。在农村人心目中，他是令人羡慕的“城里人”，而在城里人心目中，他又是“乡下人”。年老后回到农村，却发现大半生的“一头沉”，在年华老去的时候成了“两头空”，城市不接纳他，在农村也没有归属感，一种精神上的失落与孤独，伴随他直到离世。
阎连科在这13万字的长篇散文中，子规啼血一样的警示我们：
“我们这些做晚辈儿女的，总是要把父母对我们少年的疼爱无休止地拉长到青年和中年，只要父母健在，就永远把老人当做当年四三十岁的壮年去对待，永远把自己当成少不更事的孩童去享受父母给我们的疼爱。因为这种疼爱像河流一样源远而流长，我们便以为那疼爱是可以取之不竭的，并不把那爱放到心上去，许多时候，甚或把那疼爱当作累赘和包袱。”
“对父母和长辈生命的疏忽，如同我们常年在暗暗吮吸着父母和长辈的血液而当作可有可无的水。当他们年迈，一日日走向衰老，迎面走来的日子里，是疾病和死亡，我们应该该明白我们的角色不光是自己儿女的父亲或母亲，不光是妻子或丈夫，我们应把我们十个指头中的二十八节指骨分出一节来，让他们使用和抚摸。应该让他们清楚地感觉到，他们这一生，是确确实实生过儿女、养过儿女、有过儿女的。“
这种警示，当为所有为人子女者所记取。
蓝墨水上游的千瓣莲
文/纳兰泽芸
一直以为，
“莲”，这个清涟而绰约的意象，只适合存在于古典的诗句中。现代人的散文，传递不了莲那种
古典的风姿。只有在古诗句中，莲古典的生命才能婉转于眼前。
“叶上初阳干宿雨，水面清圆，一一风荷举。”——周邦彦的莲，是一种朝气。
“风含翠筿娟娟净，雨裛红蕖冉冉香”。——杜甫的莲，是一种大气。
“红藕香残玉簟秋，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”——李清照的莲，是一种秋气。
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“——孟浩然的莲，是一种静气。
可是，当我第一次读到余光中的散文《莲恋莲》时，他笔下的那一潭清芬的莲，顿如满潭碧羽扇，扇得我六根无汗，七孔生风：《莲恋莲》——这是个奇妙的名字。映入眼中的是这样的句子：“原要去破庙中寻访画家。画家不在，画在。我迷失在画中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塞尚的苹果是冷的，梵高的向日葵是热的，我的莲既冷且热，宛在水中央，莲在清凉的琉璃中擎一枝炽烈的红焰，不远不近，若即若离，宛在梦中央……”。
太美的文字和太美的景色一样，会让人词穷，因为找不到妥帖的形容词来表达心里的感叹。所以，只好用沉默与冥思来面对眼前的文字。
余光中是古典的，在他的文字之水里游走的时候，感觉他是一株莲，心有千瓣，每读一首诗，每读一篇散文，都剥开一瓣，可是总也剥不完，总也窥不见他的莲心。他的莲心藏在诗行深深处，诗行深深处又藏着另一朵洁白的莲。
已经进入中年，还如此迷信，
迷信着美，
对此莲池，我欲下跪。
诺，叶何田田，莲何翩翩，
你可能想象，
美在其中，神在其上。
我在其侧，我在其间，我是蜻蜓，
风中有尘，
有火药味。需要拭泪，我的眼睛。
一唱三叹，含蓄隽永。就算是对待爱情，他也是古典的。其实，爱情不一定要在现实中完成，在作品中完成，也是一种完成。如果说，一份心动，只靠诗文完成，是否太过柏拉图？然而，有些人天性温厚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反而能把爱情升华成永恒的美感。即使那朵莲是那样的绝色：
若逢新月初霁，满月当空，
下面平铺着皓影，
上面流转着亮银，
而你带笑地向我步来，
月色与雪色之间，
你是第三种绝色。
他是诗人，散文并非他的“主业”，只算“诗余“的遣兴，他写散文比写诗晚了整整十年，但梁实秋还是说他：“右手写诗，左手写散文，成就之高一时无两！”如果想体会何为文字的“行文流水”，就去读余光中的散文吧，《听听那冷雨》、《猛虎与蔷薇》、《咦呵西部》、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……古老的方块汉字在他的“左手”中仿佛涂过了保鲜剂，隔着长久的时光并无半点霉气，依然新鲜、华美而精妙绝伦。
“饶你多少豪情侠气，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。一打少年听雨，红烛昏沉。二打中年听雨，客舟中，江阔云低。三打白头听雨僧庐下，这便是亡宋之痛，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：楼上，江上，庙里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。”——《听听那冷雨》。
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那时如果已有电话，一个电话刘十九就来了，结果我们也就读不到这样的佳句。至于断无消息石榴红，那种天长地久的等待，当然更有诗意。”——《催魂铃》。
熟悉古典诗词的人，读到这些句子时，会悠然地会心一笑。
一篇《猛虎与蔷薇》里，有东坡的铜琵琶，有柳永的红牙板，有雪莱的西风，有华兹华斯的花朵。他的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。他的人生是战场，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，在逆风里把握方向，镜破不改光，兰死不改香。而这只猛虎的鼻侧，却有一朵清气欲吐含苞待放的蔷薇，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，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搓脚，蜘蛛吐丝，暮色潜动，春草萌芽。
于笔力遒劲凌厉之中晕染着古典气韵，今与古，中与西浑然天成。初读，我惊讶于他“左手”的笔力，再看看写作日期，1952年10月24日，讶异更甚，——写于24岁！也许对于某些青年来说，24岁，还事不成业不就，是靠在父母身边的乖乖儿。可是24岁的余光中，却用“左手”写出了如此丰满老辣却不失轻盈的文字！
然而，很多时候，正像米兰·昆德拉所阐述的那样：生命的轻盈，是用沉重支撑起来的。24岁的余光中，在来到这个世界的24个年头里，就已尝尽人生百味。
1928年重阳节生于南京，在多桥多水多燕子的江南长到9岁。
1937年底，日寇铁蹄踏碎静谧的江南，在南京开始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。他与母亲加入惊骇逃亡的人流，去投奔随机关迁至重庆的父亲。船在太湖里沉没，同船多人葬身湖底，他与母亲紧抱一桥墩幸免一死。他在苏州发高烧，深脚浅脚地踩着满地瓦砾、尸体和死寂的月光。
母子俩鹑衣百结地从上海绕道香港，沿滇越铁路进入昆明、贵阳，历尽万苦千辛，找到了父亲，可随之而来的就是重庆大轰炸。幸好简陋的学堂还在，虽然是脚穿草鞋乌发平头，茅草顶的教室，睡的是臭虫成堆的大通铺，然而艰难时世中，余光中却每夜就着昏黄摇曳的桐油灯，一遍遍习诵诗文。这油灯夜读是一块坚实的基石，为他今后的文泽四方、名满中西，为他将来的儒雅、静观和紧韧奠基。
1949年随父母移居香港，次年移居台湾，其后因学术上的交流，旅居海外多年。在他的蒲公英岁月里，忧郁的五陵少年，流浪在北美洲的心脏。他怎料到，因为人为的政治因素，让他20岁出头就离开故土，去时风吹黑发，回首再来，已是白雪满头。少年时起跳的那颗诗心，六十年前坐在窗口写诗，窗外是绵延青山；六十年后仍坐窗口写诗，而窗外不再是山，是茫茫的海峡；六十年过去了，诗孩变成了诗翁。
“墙上有串典雅的中国结/是用触目的红丝线一针一针委婉地钩成/肚里更另有中国结，却不知道/是谁啊打的，从何年何月/每到清明，或是中秋/就隐隐牵痛/为我解吧，请轻轻地提起，轻轻地放，为了/这一头是岛的海岸线/曲折而缠绵，靠近心脏/那一头是对岸的青山/脐带隐隐，靠近童年……”
但不管怎样，他这朵千瓣莲还是回来了，回到了他的源头。蓝墨水伴他大半生，而这里，是蓝墨水的源头。曾经，他的“乡愁”，让无数人落泪；他自己，也是一朵流浪在他乡的千瓣莲。
如今，这朵千瓣莲，回到了源头。莲心不再苦。
梦境的路上，飘满红罂粟
文/纳兰泽芸
一个在海关工作的朋友，有天向我倾诉，她说她感到很虚空，在同一间办公室同一张桌子前坐了八年，每天干的几乎是同样的事，连呼吸的空气都是一个味儿，现在的自己与八年前的自己没任何两样，早上一睁眼，就知道今天将怎样度过。她感叹，这复印机里走出的日子让她窒息，留不下任何亮点和痕迹。
在旁人眼里，她拥有“金饭碗”的工作，还有稳定的家庭。我没有更多的安慰她，我说：“去买一本凯鲁亚克的《在路上》看看，如果你不能像狄安那样抛开一切独自流浪，不能像萨尔在饿得发昏时只靠舔几片感冒药的糖衣充饥，如果你做不到那样，就不要抱怨。”
她读完这本书后，表示她做不到那样的“在路上”，虽然内心深处的确很向往——抛开现实的一切，没有行李，没有财产，居无定所，搭顺风车，漫无目的地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，追求精神及感官上的极度放纵、自由、颓糜与荒唐。
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，拥有几间房子（对于某些人还是奢望）、一个家庭、一张办公桌，终其一生只为存折上多加一个或几个零奔走辛劳。当今中国，在巨大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，在以物质挂帅的现实下，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自我的精神空间，在物质的挤压下，许多人的精神世界被迫隐藏，被迫忽略，在日复一日重复的奔忙之中，有人就会感到迷惘与困惑，想要探究生命以及活着的意义。然而，现实像一个铁屋子一样固若金汤，冲不出也逃不开。
而这种情形，在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就已出现。那时二战已结束，美国物质经济空前发达，然而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日渐荒芜。《在路上》的主人公萨尔、狄安以及其他“在路上”者，就是一群以惊世骇俗的行为、一颗驿动的心，试图去逃离现实状态的“垮掉的一代”。
这种现实状态正如凯鲁亚克所描述的——这是个喧嚣疯狂的纽约，数百万人毫无休止地为了生存而奔波，像一场噩梦，掠夺、攫取、失去、叹息、死亡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这个城市里争得一块墓地，站在地铁入口处，想壮壮胆子去捡一个烟蒂，但每次刚弯下腰，就被拥挤的人流冲开，烟蒂已被黑压压的人群湮没碾碎，大街上整天汽车拥挤不堪，可怕的噪音使人发疯，几乎每分钟都在发生交通事故，而这一片喧嚣的背后却是荒漠和虚无，许多人生活在一种虚无飘缈的梦幻之中……
主人公之一的萨尔是一个作家，这注定他是一个灵魂高于现实的人，他的内心潜藏着躁动和不安，他期待简单而透明的精神世界，然而囿于身份他还是有所顾忌，直到狄安的出现，如一剂催化剂一样，让貌似平静的萨尔内心深处隐藏的潜流喷薄而出。狄安注定是一个坚定的流浪者，他的父母在流浪的途中生下了他，仿佛是一种宿命的召唤，他从此只能在崎岖坎坷的道路上，在颠簸不定的汽车里，才会得到心灵的安宁，他像一条鱼缸里的金鱼，需要一次次的换水才能顺畅地呼吸。
萨尔与狄安，他们不是没有现实生活保障的人，如果他们愿意停下来，他们完全有谋生的能力，他们完全能够拥有稳定的生活。就比如狄安，他是有能力的，他能在狭窄的停车场，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将车倒到极其拥挤的墙角，他能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开车在窄小的场地盘旋，遇到障碍物时他一个急转弯，能够轻松地避开。
然而，他们不愿停下，他们只知道上路、上路、再上路，尽情地、贪婪地体验着在路上一切一切的疯狂、怅惘、迷失与放纵。
有人说他们是“一次一次的上路，一次一次的旅行”，我却认为他们是“一次一次的流浪”。只有“流浪”二字才能诠释他们的“上路”——身无分文，在路上拦住一辆辆呼啸而过的无论什么车，从东部到西部，从西部到东部，饥饿、困顿、与星光月色相伴是常态，流浪到哪里，就出卖体力去挣点填肚子的钱，挣不到，就饿着，他们甚至忘记了从何处来，到何处去，他们不仅身体在流浪，心也在流浪，经历着流浪者的迷茫、快乐、诱惑、探险。这才是“流浪”。
而“旅行”或“旅游”呢，事先规划好路线，带上足够的钱财，足够的吃食，然后乘上准备好的交通工具，到达一个地方就直奔人头攒动的景点，然后用相机将自己与景点框起来，再住进提前预定好的酒店，享受温热的洗澡水和柔软的枕头。
显然，“流浪”虽然缺乏安全感和稳定感，像无根的蓬草飘飞无依，但会时时有意想不到的境遇和惊喜，让流浪者酣畅淋漓地体会自由的极端享受和生命的极端体验。
“生命的极端体验”，这几个字让我想到了凯鲁亚克，他也是一个喜欢生命极端体验的人。《在路上》是他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部作品，他花了7年时间在路上，然后花了3个星期完成了这部作品，创作前，他感觉“灵魂在某个深处呼唤”，一种灵感来袭的悸动攫住了他的心，他像打摆子一样颤抖着身体，二十多天，除了吃饭和短暂睡眠，打字机边的凯鲁亚克，用一卷长达120英尺的打印纸完成了一部没有标点、没有段落的《在路上》——那是一泻千里的巨大思维瀑布，溅起的无数思想与激情的水花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打湿了无数人的心灵。
“我还年轻，我渴望上路！”这印在纸上的短短几个字，像一团团炽热的岩浆，从白色的纸页中喷薄而出，曾经沸腾了整整一代人的心。
无可否认，即使过了半个世纪，还是有无数人内心无限向往那疯狂的、无拘的、不羁的、迷幻的“在路上”，否则无法解释《在路上》的一版再版，长期畅销不衰——那是一个飘满罂粟花香的梦境，令人迷醉，令人狂乱，令人燃烧。谁的心不曾温柔过？就算被课业压得背弯的学子，就算被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压得呼吸不畅的成人，就算我们走在熙来攘往人群中板着我们冷漠的面孔目不斜视时，只有我们的内心知道，我们的心是柔软而温热的。
我们渴望迷醉，可是我们不能迷醉，就像我们知道大麻让人迷醉，让人致幻，但是我们必须远离一样。我们还有“甜蜜枷锁”在身上——责任和爱意。除了不谙世事的儿童也许有权利不负责任之外，其他人都不能彻底抛开“责任”二字而遁世。我们努力学习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父母，这是一种责任；我们努力工作，为了自己，也为了家人过得好一点；我们笑对生活，为了自己，更为了让微笑感染朋友和让爱我们的人放心。
因此，当我看到狄安为了追寻自己所谓的“自由”而一次次抛下妻子和孩子，置他们的感受与困顿于不顾时，当我看到他的妻子在信中说“当我看着你消失时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我一遍一遍祈祷你能平安归来，亲爱的狄安，这个世纪已经过去一半了，希望我们能够在爱和无数的亲吻中度过另一半，我们都等着你”。即使如此也没能唤回狄安远去的脚步时，我澎訇的心渐渐冷静下来——我发现自己感受不到狄安的“自由”，感受到的只有他的“自私”。虽只有一字之差，却别如天渊。
萨尔最后在纽约爱上了一位拥有一双纯洁大眼睛的姑娘，结束了他的流浪。而狄安，仍旧“在路上”。
事实上，那些流浪的“垮掉的一代”，最后并没有真正垮掉，他们还是成了美国发展的中流砥柱。也许他们终于明白了，人生路上，除了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老之外，没有人知道前面将会发生什么。因此，在这条充满未知的人生路上，还是抓住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最重要的东西吧，责任、爱情、亲情、友情……
虽然，我们并没有失去记忆，那飘满罂粟花香的“在路上”，像一个梦境，像女巫手指间流转的灵光，时时魅惑、撩拨着我们的心。但是，我们的思绪依然冷静如冰上的月光——带着责任与爱意在人生路上前行，才是真正的“在路上。”
年轮上刻下的都是爱
文/纳兰泽芸
“快快来吧，
快快来吧，
来做一个真正的好人，
做一个真正的，
特别善良的大好人！
那样，该有多么好！”
这样几句分行的文字，我们权且称它为“诗”吧。不要嫌它浅白如话没有诗味，那是因为，诗的作者是一位患病四十余年的精神病人，他是作家梁晓声的哥哥。
梁晓声去精神病院探望哥哥，哥哥向他大声朗诵刚刚写好的“小诗”。梁晓声听了百感交集。当时他正应作家出版社之约，校改拟出版的电视剧本《年轮》书稿。校改期间，他多次停下笔来，被二十多年前的自己感动，被二十多年前自己笔下的吴振庆、王小嵩、韩德宝、徐克、郝梅和张萌感动！
当年的他，用笔来讲述人世间的真善美时，怀着那样一份热情的真诚。可是，二十多年后，当有人问他：“您为什么不再创作《年轮》那样的作品了？！”他问自己：“是的，我为什么不创作这样的作品了？我还是我，可是，已不是当年的我了，当年我心灵里的理想主义热忱和真诚，快死灭了！我们现实生活的背面变成了那个样子，我们心灵的质地已多么的脆薄，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已多么功利化了啊！叫我还怎么理想主义得起来？此情难再，此情难再！”
作家这样的话听起来令人备感伤怀和失落。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，我们再也不用为哄不饱肚皮而忧心忡忡，可为何难以再现《年轮》里那种人与人之间朴素却真实的温情——某大城市一条繁华商业街上，一位老人因急病倒地，手足抽搐，熙来攘往的人流中竟没有一个人伸出援手！
面对这种人情冷漠的现状，我们有必要重读《年轮》，让那久违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意，一点点融化我们业已冰封的心。文革、上山下乡、知青、北大荒、返城……这些词汇已经与往昔岁月一起渐行渐远，但是，那些特殊年月里呈现出的人与人之间的真情，是狂沙吹尽之后留下的金子，成为当代社会人们思想与精神觉醒的参照。
《年轮》里的六个人，吴振庆、王小嵩、徐克、韩德宝、郝梅、张萌，小学及初中六人都是同班同学，共同经历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痛苦的饥馑年代；然后裹入文化大革命，再身不由己地被命运的大手扫向“广阔天地”北大荒去“炼忠心”。十年之后，他们满怀着希冀终于回到朝思暮想的城市，可是这些将青春当做武器投掷出去，却连一枚引以为荣的纪念章都没有获得的男人女人，满脸镂刻着失落、苍凉和幽怨——阔别的城市已经没有属于他们的位置。他们从一无所有绕到一无所有，像钟表的指针从零点又绕到了零点。然而，青春已成为生命之树上最后一片落叶，被岁月裹挟着凋零无踪。
其后，六人的生命年轮在挣扎与徘徊中一点点向前延伸，他们淹没在城市的人海茫茫之中，那么渺小，那么不引人注目，只有解剖一座城市，才会从城市的横断面里，发现他们确实运行着，走出了千差万别的轨迹。
整部《年轮》，由始至终，弥漫着温暖的气息，这是一种含泪的涩涩的温暖。
饥饿的少年岁月里，每个人都饿得脸色菜黄身体浮肿，韩德宝将来之不易的一块喂军马的豆饼分成一个个小包，给自己的好伙伴们每人吃一点。
中学岁月里，吴振庆的父亲拉人力货车时受伤，断了养家糊口的营生。徐克和王小嵩在如火烈日之下，汗如雨下地帮吴振庆拉车养活一家人。
知青岁月，在荒无人烟的北大荒，王小嵩考上了大学。吴振庆、韩德宝、徐克都在不同的连队，他们各自在齐膝深的大雪地里，抵挡着悚人的狼嚎声，连夜滚爬了近百公里，会合在小嵩搭乘的车子必经的路口，可是东北的严寒让所有的车窗都结满了霜，他们连小嵩的面也没见着，车子就无情地离去。
返城后的岁月里，曾经遭受凌辱，喝农药轻身未遂而烧坏嗓子变成哑巴的郝梅，她唯一的女儿芸芸得了骨癌离世，是这些朋友在她万念俱灰时给她活下去的勇气。
张萌，这个表面看起来冷漠而高傲的女子，其实内心隐忍着深重的痛，她的心有不为人知柔软的一面。父母在文革间相继离世，她由一名高干的女儿变成经风遭雪的北大荒女知青。为了返城，她含辱忍垢。为了救出被关拘留所的吴振庆，她四处奔波。
城市，像一个围棋棋盘，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哭有泪的人就是其中的棋子，而摆布这个棋局的是一只只无形的大手，这无形的大手或者是社会，或者是时代，或者是命运，或者是生活本身。
《年轮》是一部电视剧本，因此它采用的语言及叙述方式都是平实而朴素的，没有艺术化的拔高和诗化。而恰恰是这种平实，让书中的一个个人物，身犹在眼前，言犹在耳边，他们笑的时候，我们跟着笑，他们流泪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眼眶润湿。不仅是这六个人不渝的友情让人动容，就是王小嵩的母亲，“捡”来的“小姨”、吴振庆的父亲、徐克的父亲、王小嵩的邻居三奶奶，这些处于城市最底层的人们，都有一颗卑微却善良的心。
时代的巨手翻转腾挪，夹扁了无数像吴振庆、王小嵩、郝梅这样的活标本，他们是被耽误的一代人，像身不由己的鱼儿，被时代的巨浪冲上无水的沙滩而搁浅，腮口一开一翕，艰难地喘息跳腾，却只留下满地残碎而伤痛的鳞片。
在整体荒凉压抑的一个时代里，只有人与人之间的“爱”，像寒夜里的一星烛火，纵然照不远多少路，却给人以温暖和希翼。
星移斗转，苍狗白云，那个特殊的年代已遥远地离开了我们。而那群“被耽误的一代人”并没有远离，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是我们的长辈，他们会常常抚着自己渐已灰白的头发告诫我们好好读书，因为他们那时无书可读啊。
他们也许还经历过“下岗”、“内退”的阵痛——“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重又走进风雨。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。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些期待眼神。”看着他们已显佝偻的身影重又走进冷冷的风雨，内心五味杂陈。
有人说，当代人“爱”的群体意识已渐渐沙化。这种沙化，是从人的内心开始的。爱与被爱，是一种内心的感觉，缺少爱的人，像走在沙漠里缺水的人，以为自己能喝干一口井，其实，我们只需一瓢水就够了。
《年轮》，就是那瓢水，喝过，你会发现，心里原本对爱的感觉已经漫漶不清，而在这瓢清凉而略带苦涩的清水滋润下，逐渐变得清晰可辨。
青春，背负着伊卡洛斯的翅膀
文/纳兰泽芸
看白先勇的《孽子》，看到阿青、小玉、吴敏、老鼠这一群潜沉在黑暗深处的少年，一次次想上升到白日之下，去感受人世的温暖和爱，却一次次被灼痛、伤害时，我都会想到希腊神话里的那个伊卡洛斯，他为了逃离寂寞的孤岛去追寻自己的家乡，背负起用蜡和羽毛制作的翅膀，在迎向光明飞翔的时候，被太阳无情的灼伤，翅膀融化，伊卡洛斯掉进无边无际的海洋淹死。
伊卡洛斯对光明和温暖的眷恋和向往，何尝不是那一群在台北新公园最深最黑处逡巡着的迷茫少年，他们对家、对人世间的温情无比渴望。但是，他们却是“见不得光”的一群人，他们遭到了亲人、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集体放逐、不齿和唾弃，只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——是一群具有同性倾向的“败类”。
在大人们的眼里，他们还是孩子，十七岁，含苞待放的好年华。“孩子”，这两个字就包含着无限的怜爱与疼惜。因此，白先勇在扉页的大片空白里只留下这样几个字：“写给那一群，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，犹自彷徨街头，无所依归的孩子们。”
然后，整部作品的正文第一行：“三个月零十天以前，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，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。”这个十七岁的“我”，就是阿青。
父亲顶着一头苍苍的白发，瞪着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，不停挥动着手里的一杆破枪，阿青就在父亲嗄哑的“畜生！畜生！”的怒吼里被逐出家门，不知不觉汇入到那个特殊的王国——台北新公园长方形莲花池周围的一小撮土地，这里被公园里的热带树丛层层遮掩。这个蕞尔小国，只有黑夜，没有白天。白天他们到处潜伏着，像冬眠的蛇，黑夜来临，他们才苏醒过来，在黑暗的保护下，像一群蝙蝠在夜色里扑腾。
阿青、小玉、吴敏、老鼠、阿雄仔、龙子……这群特殊的人，每个人的心里都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，他们的被放逐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孝亲恤幼，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思上进，他们其中有些人足够优秀，可是他们同样被社会放逐唾弃得无路可逃，只好沉潜到这个最黑最深的角落。他们是一群传统道德的“叛逃”者，在外面的社会，他们也想得到一丝阳光的温暖和恩泽，可是他们得不到哪怕一点点，于是他们转而梦想在黑暗的深处寻找一丝温暖，梦想在这片黑色泥沼里，能够让心里开出一朵明净的花。
他们迷茫、孤苦，他们也曾挣扎过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“离经叛道”，在被世人唾弃的同时，他们桀骜不逊的笑面之下，是一张张泪水纵横的脸。也许就像公园里的“元老”郭老说的：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，你们是这个岛上生长的野娃娃，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，只有拼命往前飞，最后飞到哪里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，这是“孽”啊……
他们在外面的世界得不到阳光和温暖，就在那个黑暗的小世界里互相取暖，然而，他们又像相互依偎的刺猥，离得远了感到冷，离得太近刺得疼。他们的内心敏感而脆弱，渴望爱与被爱，一旦被伤害，就会比常人痛得更甚。
阿青因有同性倾向而被学校开除，这让曾经是军人出身的父亲颜面尽失，痛心疾首，父亲兵败之后逃到台湾变得潦倒困窘，小他近三十岁的妻子离家出走，小儿子得肺炎离世。
阿青的家是巷底最深处一间终年射不进阳光的矮屋，终年发着霉，自从母亲出走之后，父亲常常半夜醉归，路都走不稳，苍老灰败的脸上哭得歪斜悲怆，弟弟的突然离世又给父亲以沉重打击，从此更加消沉。母亲因为生阿青时难产差点丢命，从小就不喜欢阿青，只喜欢弟弟，阿青曾经嫉妒得咬弟弟的膀子。母亲弃他们而去之后，内心空落的阿青将爱转移到长相极像母亲的弟弟身上。阿青的感情如同浮在空中的一粒尘埃，没有落点，他想爱母亲，母亲不爱他；母亲走了，他想爱弟弟，弟弟却夭折。
吴敏没有家，从小母亲就离家出走，后来父亲坐了牢，因此他无比迷恋张先生那个家，他住在张先生家到处擦洗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最迷恋的是那个贴着天蓝色磁砖的洗澡间，他泡在里头，一直舍不得爬出来，泡得一身红通通。因为他与父亲租房子，从来没有一个洗澡间。后来张先生赶他出门，他提着一个破提包四顾茫然，竟割了自己手腕。就算这样，后来张先生生病，他还是去悉心照顾。
老鼠从小没有父母，跟哥哥一起长大，严酷的生存环境养成了哥哥怪戾的脾气，一不顺心就将老鼠揍得鼻青脸肿。可是当阿青问他既然哥哥那样打他，为何还不离开时，老鼠说：“我已经习惯了跟他在一起”。为了得到一丝庇护或者亲情，就算是经常挨打，也不算什么。
小玉的母亲是一个下等酒吧的吧女，小玉从出生就不知道自己的父亲长什么样，他还没出生亲生父亲就去了日本，一去不返，他只知道父亲的一个中国名字。小玉念念不忘就是他的“樱花梦”，他梦想着凭自己的努力到日本去寻找亲生父亲。当他终于费尽周折到了日本后，茫茫人海，寻父的希望是如此渺茫，他在小饭馆打杂，睡在狭小干货货仓里，被咸鱼等东西薰得香臭不分。
父与子，这原本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一种血缘关系，然而在《孽子》中，却因为儿子使父亲“颜面尽失”，使原本最亲密的关系充满了伤痛。阿青的父亲摇摇晃晃地挥动着破枪，用颤抖嗄哑的声音喊：“畜生，畜生！”龙子的父亲将儿子放逐到遥远的异国他乡，悲愤地告诉儿子：“你这一去，我在世一天，你不许回来！”傅老爷子的儿子阿卫是一名英姿勃发的优秀军人，却在二十五岁那年被发现了“不可告人”的秘密，他苦苦得不到父亲原谅，在强大的心理压力下，选择了结束大好年华。丧子之痛让傅老爷子猛然醒悟，他痛悔了大半生，如果他当时在儿子最无助的时候没有对他那样绝情，儿子可能就不会无路可走。
傅老爷子后来的大半生，都投入到救助与儿子一样的迷途少年之中去，还尽全力救助孤儿院里的伤残儿童。傅老爷子后来醒悟到，那些有同性倾向的孩子，绝大部分与他们的成长历程和成长环境息息相关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——在缺少亲情，更缺少母爱的环境长大。不管他们的同性倾向是与生俱来“血里带来的”，还是后天缺少爱的环境造成的，本质上终究不是他们的错。然而，他们却遭到家庭与社会的一致唾弃，只能躲入最深最黑处踽踽徬徨。
然而，他们疼痛，他们的父亲更疼痛。傅老爷子说：“你们父亲受的苦，绝不会在你们之下。这些年你们在外面受尽了折磨，但是你以为你的苦难只是你一个人的么？你愈痛，你们的父亲更痛！龙子走后，他父亲的头发不到半年就盖上了一层雪！”可是，即使父亲们痛不可耐，却不肯原谅和收容自己“叛逆”的儿子。也许他们内心已经愿意原谅，可是社会却不允许。他们就像伊卡洛斯的翅膀，在黑暗中也许还能残喘地扇动几下，一出来，强烈的光就会将他们灼伤、融化，然后毁灭。
白先勇有一支满含悲悯的笔，他也曾说过：“我写作是为了表达人类内心无言的忧伤，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为文字”。他的其他作品，不论是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的《台北人》，还是“寂寞梧桐庭院锁清秋“的《寂寞的十七岁》，他都用一支含着淡淡伤感却并不阴郁的笔来描画这一幕幕的浮世绘。读他的作品，不再感觉阅读是一种消遣，仿佛在那深邃之处，有一线光照在心里若隐若现。
作为抗日名将白崇禧的儿子，注定了他从小看尽繁华。然而在白崇禧任国防部长的仕途最高端时，年幼的白先勇却因为患“肺痨”而屡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“肺痨”是烈性传染病，需要严格隔离，一边是车水马龙的声色繁华，一边是孤寂无比的童年。这样的特殊经历养成了他敏感、细腻而悲悯的气质。看他年轻时的照片，心中惊讶一个男士竟能长得如此俊逸清朗。即使步入古稀之年，依然淡定自若，笑容清浅。
他说，日子好坏，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因此，即使他声誉如雷，在台湾或在海外，他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；到了古稀晚年，看到自己钟爱的昆曲日渐颓落，他想尽自己有生之力拯救这个剧种，才开始逐渐接受媒体的一些访问，因为昆曲需要媒体的宣传才能重焕生命力，他不忍心看到昆曲里美丽的烟波画船、雨丝风片就此消失。
像对昆曲充满悲悯之心一样，在《孽子》中，他也时时用一颗悲悯之心去看待这些孩子，让他们在黑暗角落之中，依然散发善良与人性的关辉。阿青在寒冬之夜，将呆傻的流浪孩子带回，给他吃给他喝为他换衣服，孩子丢失了他四处寻找；龙子在纽约曼哈顿高楼的阴影里，救助了一个个可怜的流浪儿，又想尽办法为小金宝的畸足做手术；傅老爷子离世，是他们这一群“叛逆”者细致妥贴地安排了后事。
这群青春鸟，他们的青春虽然背负了伊卡洛斯那不被光亮接受的翅膀，然而，青春毕竟还是青春，翅膀不能飞翔，善良的心却还能飞翔。
他们善良的光辉，像一轮月亮挂在湿煤似的夜空，虽然不甚明亮，却依然令人感动。
让蝴蝶从此不再流泪
文/纳兰泽芸
“奥斯威辛集中营”这几个字只配与“地狱”、“毒气室”、“焚尸炉”、“灭绝人性”相联。但是，能够将悚慄的罪恶与美丽联系在一起的，是集中营里那些幼小但美丽的灵魂——那些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偷偷写诗的孩子们。
六十多年前的1940年，似乎时光并不是太遥远。“奥斯威辛”这四个字，在德国纳粹到来之前，只是波兰一个宁静而安详小镇的名字，蓝天白云，静静流淌的河流。但自从纳粹在这里建立了庞大的集中营之后，它就代表了一种“心灵不可承受之痛”的符号意义。美丽，从此与奥斯威辛绝缘，取代的，是血腥、是屠杀、是惨烈。
德国纳粹在奥斯威辛使用的“现代工业化”的方式屠杀人类，其惨烈程度震惊人寰。五年之间，这里屠杀了400万人！
或许，作为数字，400万是抽象的，但是，你可曾想过，这是一个个有呼吸、有心跳、有思想、有哭、有笑、有歌、有泪的人……
这400万里，有一部分就是天真浪漫的儿童。也许我们会天真的想，对于那些纯洁而无辜的儿童，纳粹应该会不忍残害吧。可是，我们错了，他们一样被推入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，只在人生路上走过短短十年左右就戛然而止。
在被关压的“囚犯”中，绝大部分是来自德国、捷克、丹麦、奥地利等国被纳粹欲施行“种族灭绝”的犹太人。所有的“囚犯”都在恐惧中惶惶度日，除了忍受生存环境的恶劣和身心的非人摧残之外，死亡的阴云随时会飘至他们头顶。。
成人“囚犯”大多自知支撑不过光明重来的那一天，可是当他们看到那些未成年的天真孩子，他们的心底又有了一丝希望，对未来的希望，对民族的希望。他们暂时忘却了死亡的可怖，其中一些优秀的人士就偷偷充当了孩子们的老师，教他们知识、艺术和做人的道理，给孩子们心灵以支撑和鼓励，他们憧憬这些孩子们有逃离黑暗的那一天。
而那些集中营中被死亡阴影缠绕的孩子们，他们童稚、羸弱、疲惫的小小身体，因为有了诗歌的烛照，显示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深刻和忧伤。
“沉沉的轮子碾过我们的前额
把它深深地埋入我们的记忆深处。
我们遭受的已经太多，
在这哀恸和羞辱凝合的此处。”
这个小诗人名叫米夫，被推进毒气室时，年仅11岁。
“沉沉的轮子碾过我们的前额”。即使在睡梦中，他幼小的心也时时被惊悸和梦魇可怕地缠绕。
在他们尚年幼的时候，他们不清楚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，为什么要面临被屠杀的命运？他们只知道，他们惨遭灭绝，只是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称号——犹太人。但他们并不为自己是犹太人而羞耻。生而犹太人，死而犹太人。
“我是一个犹太人，永远不会改变，
纵然要死于饥饿，
我也不会屈服。
我要永远为自己的人民战斗，
以我的荣誉。
我永远不会因为身为犹太人而羞耻，
我向你起誓。
我为我的人民骄傲，
他们是多么自尊，
不论我承受怎样的压力，
我将一定，恢复我正常的生活。”
这就是纳粹们要残暴灭绝的“劣等种族”！一个13岁“劣等种族”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诗？！这个“劣等种族”在绝境里还默默坚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、民族气节和精神，肉体可以被推进毒气室，但是精神永远不会被毒气消亡。
奥斯威辛集中营被称为“死亡工厂”，德国法西斯设立了用活人进行试验的“医学试验室”，4个用来大规模“工业化”杀人的毒气室，还有焚尸炉，曾一天屠杀6000人。法西斯将大批犹太人推入毒气室，然后任凭他们在紧闭的毒气室内哀嚎惨叫，最后被活活毒死。
被毒死的犹太人被推进焚尸炉焚毁，留下的大量骨渣被磨碎后倾倒入河中，以此销毁杀人罪证。残暴至令人发指的纳粹将犹太女人的长发剪下做地毯，1945年德国法西斯战败撤退时，来不及运走及销毁的头发就有7吨重。
在这种极度恐怖的氛围下，稚嫩的孩子那幼小的心灵该如何去承受？
“死亡挥舞起冰刀，
邪恶的病菌活跃地散布着恐怖，
在它阴影下的牺牲者，
在哭泣挣扎。”
12岁的小女孩爱娃·波兹科娃，就是在这种无时不在的恐惧中被纳粹杀死于毒气室。
“妈妈，抱着我，
我是一片快要凋落的树叶，
看看我是多么的枯萎，
我觉得好冷！”
“我想飞翔，可是能去哪儿，又能飞多高？
假如我也挂在枝头，
既然树能开花，
为什么我就不能？
我不想就这样凋谢！”
他们有着花儿一样的年纪，有着花儿一样的笑脸，那么渴望像花儿一样在枝头绽放，可是，他们却被可怕的魔爪摧残得纷纷凋零！
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曾经满怀痛楚地说，奥斯威辛之后，写诗是残酷的。
读到这句话，内心会情不自禁地颤抖。这种震颤，深至灵魂。
诗人和诗歌，代表着一种至美和至善。赞美生活，赞美生命，赞美世界。然而，由奥斯威辛之后，人性的残忍、人性的至恶，毁灭了诗歌所彰显的那个美丽的世界。文明被迫沦陷。
2000年，德国政府成立了“回忆、负责与未来”的专项基金100亿，用以赔偿二战期间被纳粹残害的受害者家属；2005年1月25日，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特别会议，纪念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；2005年1月27日，德国总统克勒向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的死难者纪念碑鞠躬。30多个国家领导人共同低头为奥斯威辛的冤魂们默哀。
不知道，那些幼小的灵魂，是不是能够在天堂里看得到这一幕？
这是一首名为《蝴蝶》的诗，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孩子所写，他也同样被推进了毒气室。
“那一只，就是上次那一只，
那么丰富，明亮，耀眼的黄色，
或许，那是太阳金色的泪水，
滴在白色的石头上……
那样，那样的一种金黄，
轻盈得翩然直上。
它离去了，我相信，这是因为，
它自己要告别这个世界。
那只蝴蝶，是最后的一只。
蝴蝶不住在这里，
不住在集中营。”
是的，蝴蝶不住在集中营。六十多年后的奥斯威辛小镇，没有集中营，阳光明媚而温暖，白杨叶片婆娑翻飞，草地上，有金色的蝴蝶在翩然起舞。
但愿。但愿这个世界上，永远再没有蝴蝶的眼泪。
只看得到，蝴蝶金灿灿的微笑，在阳光下闪耀。
我不是玛丽雅姆，也不是莱拉
文/纳兰泽芸
?
我读到了一本书，才知道这个看似宁静而美好的世界上，还有这样两个女孩，一个叫玛丽雅姆，还有一个叫莱拉。
这本书的名字叫《灿烂千阳》，是阿富汗裔作家卡德勒·胡赛尼的一部作品，讲的是过去30年里，在饱经战火焚烧的阿富汗，两位普通女性的人生遭际。一位叫玛丽雅姆，一位叫莱拉。
每个人对自己生命的选择是无能为力的。生于哪个国家，生于哪个城市或乡村，生于哪户人家，生于哪时哪刻，自己是完全被动的。玛丽雅姆和莱拉，她们被动地生在了那个战火纷飞、随时面临亲人或自己被炸得七零八落的国家，饥饿、苦难、压迫、死亡，如影随形。
而我，庆幸生在这样的国家，也庆幸生在这样的时代。看看玛丽雅姆和莱拉的生活，再对比我的真实生活，你就会欣然理解和同意我这种心情。
玛丽雅姆：一个出生就遭到唾弃的私生女，15岁就被迫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而丑陋的鞋匠。
我：生在一个不富裕但却温暖的家庭，波澜不惊地一点点长大，然后读书。15岁，在绿树如荫的校园里散步、背诵课文。
玛丽雅姆：她经历了七次习惯性流产，不能生育之后，鞋匠将她当成了拳脚和铜头皮带的练习场。
我：下班去幼儿园接女儿，女儿像只美丽的小鸟一样飞进我的怀里。到了家门口开信箱，有几张稿费单，我说芮宝，今晚妈妈给你买芭比娃娃和巧克力吧，女儿说妈妈把嘴嘴拿过来，我俯下身，她亲一口，小大人似的说：“妈妈又来稿费了，来，亲一口，鼓励一下！”
玛丽雅姆：她做好了饭，丈夫鸡蛋里挑骨头地把饭吐在桌上，把菜汤和米饭统统倒到桌上，她跪在地上试图拾起散落在地上的饭粒，但手抖得厉害，害怕得胸口发紧。丈夫使劲捏住她的下巴，然后把几块冷冰冰坚硬的石块塞进她嘴里，脸上露出狰狞的笑，他咆哮着，快嚼！她的嘴里发出咬碎的声音，泪水从眼角不断滴下来。吐出来的是碎石块、血，还有被咬碎的牙齿碎块。
我：知道我喜欢吃芹菜饺子，周末，先生早早起来去市场买回鲜肉和芹菜。芹菜饺子比韭菜饺子麻烦很多，芹菜要摘叶、洗净，再用滚热的开水烫软、挤干水分，切成极细的小丁。然后和馅，再一个个包好、煮好，端上餐桌：请老婆大人品尝并提宝贵意见。
莱拉：战争使她失去了两个哥哥，战争迫使青梅竹马的恋人失去一条腿并且逃往异国他乡。14岁那年，一枚呼啸的火箭弹炸碎了她近在咫尺的父母，从此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她的亲人。她捡回一条命但炸聋了一只耳朵。14岁，她被迫嫁给了60多岁的老鞋匠——玛丽雅姆的丈夫，做他的第二个老婆。
我：我的两个哥哥都成家立业，家庭幸福，我的父亲风采依旧，还在教书育人，我的母亲身体健康，她欣慰地看到儿女们的日子都还算红火，享受着儿女们的孝顺和日子的安宁。
莱拉：塔利班统治了阿富汗，规定了“国家法律”，其中：每天祷告五次；禁止唱歌跳舞打牌下棋赌博看电影画画写书；女人禁止出门，如果出门要有男性陪同，被发现私自上街，将挨打；女人不能露出面孔，若到外面，必须用布卡把身子和脸紧紧蒙起来，否则将遭毒打；禁止使用化妆品，禁止佩戴珠宝，禁止穿好看衣服，不得主动和别人说话，不得和男人对视，不得在公共场合笑，不得涂指甲，否则会切掉一根手指。禁止女孩上学，禁止所有女人工作……
我：清晨穿上漂亮的裙子和高跟鞋，淡妆，乘地铁或开车去上班。我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我读我愿意读的书，写我喜欢写的文章，我逛街买我喜欢的指甲油和润唇膏，我唱歌，我与朋友聊天、微笑或大笑……
莱拉：在塔利班对妇女极度蔑视的“法律政策”中，女人连上条件好点的医院看病的权利都没有，包括生孩子。给女人生孩子的医院肮脏残破，没有氧气、没有干净的水，连基本的医疗设施都没有，连麻醉药都没有，莱拉难产，不立即施行剖腹手术大人胎儿都要送命，万般无奈，莱拉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，以难以想象的女性忍受力接受了剖腹手术。
我：四年前我生女儿时情况不太好，凌晨一点多救护车呼啸而至，火速送往由宋庆龄创办的，上海生育条件最好的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，立即手术，医生以娴熟高超的技术让我的女儿平安降生，让我没受什么痛苦。
……
不要以为玛丽雅姆和莱拉是久远历史里的两个女人，不是。前者生于六十年代，后者生于七十年代末。后者莱拉仅仅比我大四五岁，几乎可算我的同龄人。
可是，身处不同的国度，身处不同党的怀抱里，我们的命运，天渊之别。
当我再次读到舒婷的《祖国，我的祖国》，我的眼里泪花泛起：
“你是簇新的理想，正要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，
你是雪被下古莲的胚芽，你是挂着眼泪的笑窝，
你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，
是绯红的黎明，正在喷薄
——祖国啊，我充满希望的祖国！”
相错于流年的彼岸花
文/纳兰泽芸
少年时，看《半生缘》，为曼桢流过泪水。恨张爱玲那支冷漠而决绝的笔，隔着一堵墙，任曼桢把喉咙喊破，也不让她最爱的世钧听见。
一堵墙，将曼桢和世钧，这对相爱至深的人，隔在了荒凉的人世间。那时我就想，他们两个，像极了传说中的“彼岸花”——花开之时不见叶，叶茂之时不见花，花与叶彼此思念，却相念相惜永相失，在凄清的秋风里生生相错。
十来年后，看《明清诗选》，偶尔看到清代王士禛的那首《龙爪花》：稻熟田家雨又风，枝枝龙爪出林红。数声清磬不知处，山子晚啼黄叶中。再看注释里说：龙爪花是彼岸花的别名，花色血红，多整片开于墓地之间或山间小路。
原本我只知道那个忧伤的传说，彼岸花的前世是一个为爱受伤的天使，自愿投入地狱，地狱众魔不忍心让她下地狱将她遣回，但她仍忧伤地徘徊在黄泉路上，众魔就将她变成鲜红的花朵开在黄泉路，给迷路的灵魂指路。
直到读到这首诗，我才恍惊起而长嗟，原来这令人心碎的“彼岸花”，就是我少年时常见的“龙爪花”，我们又叫它“鬼魂花”，眼前再现少年时那一片绚烂的红。那时，我就读的中学离家比较远，要走十多里山路，在这连绵起伏的丘陵之间有一大片墓地，我们上学放学都要穿过这片墓地，斜阳萧索枯藤昏鸦的傍晚时分，着实令人寒毛懔懔。
记忆里最深刻的，就是每年秋风渐起的时候，那墓地里会开出一大片一大片鲜红艳丽的花朵，没有叶子扶衬，却更艳得令人眩晕。我想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