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天后傅林森回公司上班了，没人知道这几天他去了哪。对此他本人也选择了含糊其辞。不算早的早晨，同事们在前台瓜分着年叔捎过来的早点，当傅林森出现在门外时，大家打着招呼聊表关切，尤其是以小乔为首的一群花痴女同事，又搂又抱的。唯独我尴尬地站在吵闹的人群外，远远望着他。
傅林森温柔地笑着，目光偷偷绕开众多同事，长驱直入地抵向我。他眼神中透着我形容不出来的悲悯，短短的对视后，我们所有的默契都不言而喻地达成了。从此我们表面上一如既往，私底下却再也没说过话。
一星期后，我以一些不能说的“私人理由”搬出了公司，暂时跟张翔住在了一起。
年底，家在外省的员工提前放了假，剩下的都是些星城本地人和压根不打算回家过年的同事。大家一直留到了过小年。下午，我坐在空荡荡的企划部，一边看画稿一边心不在焉地思考剧本，手机嗡嗡响起来，短信提示建设银行的银行卡收到两万多块的打款。我算了算，拖欠三个月的工资加上年终奖大概是这个数。
我深深呼出一口气，看来自己终于告别了勒紧裤带的拮据生活，由衷感到开心的是，这同时也意味着公司挺过来了。在经历了我双手双脚都数不完的大小危机后，在公司一个月里连续走掉九个人又进来六个人这样的高危动荡下，公司还是顽强而心酸地撑过来了。
据我所知，陈默那边洽谈的绘本已在进行中。另一方面，年叔不久前经拉到了一个不亚于余总的合作商，对方非常喜欢我们公司的作品《秋裤姐妹》，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出短篇动画，并且全力支持我们拿出一部分精力开始筹备剧场版，对方给我们一年时间，希望2012年底能赶上贺岁片的电影档期。这段时间，小乔跟陶子也带着一个小组偶尔还会接一接广告外单，弥补公司的支出，总之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着。
晚上大家在楼下的火宫殿吃了个团年饭，除了回老家的秦大义，几个老员工都在场，年叔特别开心，脸色红润意气风发；而他开心的主要表现就是很快喝醉，憨态可掬地斜着身子，单手扶在凳椅看着整桌子年轻人在他面前胡吃海喝，心满意足地傻笑。
吃到一半时，傅林森不见了。
那晚我喝得稍微有些多，走得也很晚，去公司拿东西离开时已经十点多。一出门正好撞上回公司的傅林森，他手里的日用品像保龄球瓶一样被我撞得七零八落。这么久了，他去超市买东西从来不要一次性购物袋的习惯还是没改。以前我老爱吐槽他：你要真环保就去买炸药炸掉几个化工厂吧，每次省一两个塑料袋省一辈子也就积点那么阴德。但他只从胸前一大堆的商品缝隙后面露出一个浅淡的笑，然后我们两个傻逼再一起捧着大堆东西慢慢挪回家。
我愣了一下，忙蹲下帮他捡。
当我拿起牙膏时，发现下面压着一张崭新的火车票，星城通往北京的。我曾听傅林森说过，去他家的火车没有直达，必须从北京转。我猛然意识到，原来傅林森已经陪我在外面过了快四个年头了，而今年，他要回家了。
说不出为什么，我有些心酸。
他察觉到我的失落，轻声笑道：“我要回家了。”
“这样……”我哽了一下，尽量自然地说：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“明天凌晨五点的火车。站票。”似乎怕我骂他，他忙补充，“买得太晚，实在没票了。”
“都回家了，那你还买那么多日用品？”我继续东拉西扯地说着，“可别告诉我这些东西拿到你们内蒙古都能算土特产啊。”我开了一个不好笑的玩笑。
“不是，你搬出去后每天下班都很无聊，随便给自己找点事情做。”我不知道他这些话算不算在讨好我，我干巴巴地扯出一个笑。
我留在了公司。
原因有很多，比如外面突然下起大雨，要知道冬天下雨是很可怕的，走在街上随时有种被寒冷的刀片凌迟的感觉。正巧张翔又打电话给我说他今晚不回公寓，而我的钥匙昨天才丢的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原因是，我突然想留下来。
当晚我依然睡在他上铺。准确说不能算睡，没刷牙洗脸，也没脱衣服，就那么躺平了身子。他也差不多，直接打包好的两大袋行李放在床铺上，弓背坐着一言不发。我在很早前就忘记了一个人如果什么都不做该怎么打发时间——不玩手机，不听音乐，不看书，什么都不干就那么安静待着真是难以忍受。但傅林森不会，他能把独自安静这个状态阐述得非常好。
挨到凌晨两点多，我们才渐渐说起了话。当然谁也没有提那件事，在我们心照不宣的条约里，不触犯这片雷区是重中之重。我们瞎回忆起了在白鸟公司的那段“峥嵘岁月”，记得那时候新学员们因为某件事而集体罢课一天，跑到公司后面一个果园里去偷橘子，然后被一只凶恶的大狼狗追着咬，有三个同事都被伤到了，我跟傅林森被迫在半分钟内爬上了一颗柿子树，再摘柿子攻击它，直到把它赶跑，成功后再像两个傻子一样在树上尖叫着欢呼。说到这件事时我们都很真诚地笑了。
我因为抽烟，笑声有些沙哑。笑完我突然心虚地问他，“还会回来吧？”我之所以这么问，是因为在看到那张火车票的一瞬间，我预感，他可能不会再回来了。毕竟当初他出现的时候就是那么虚无缥缈，保不准离开时也如此。“我轻轻地来，正如我轻轻地走”，我有跟人说过吗？我这一辈子最痛恨就是这句诗。自以为潇洒，其实是不想负责任的借口。
